在中国被起诉：外国企业与外籍当事人的应诉指南

外国投资者做中国并购时，真正决定交易质量的，往往不是报价，而是许可资质、劳动、税务、数据、知识产权和审批风险。

外国品牌在中国投放广告时，最常见的风险点包括绝对化表述、无证据数据、健康功效暗示和未标识广告内容。

外国雇主在中国遇到劳动争议，通常先走劳动仲裁。决定输赢的，常常不是抽象法律原则，而是合同、工资表、考勤和解除流程证据。

中国利润汇回：分红、特许权使用费还是服务费更稳妥？ 外国公司准备把中国业务形成的资金汇回境外时，最容易先问错问题。很多企业先问哪条路径最快、税最少、总部最好理解。实务上更稳妥的问法其实是：这笔钱在法律和商业上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境内付款主体能否用合同、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发票、完税资料、财务报表和银行可接受的证明文件把这个性质讲清楚。 之所以要这样问，是因为“中国利润汇回”并不是一个统一流程。资金可以表现为股息分红、特许权使用费、服务费，甚至其他依法成立的付款类别。不同路径对应不同前提、不同税务处理、不同外汇单证要求，也会触发不同程度的银行、税务和集团内部审查。如果付款标签与真实业务不一致，企业常见的问题不是单纯“汇不出去”，而是后续出现税收协定待遇被质疑、转让定价压力上升、银行要求补件、甚至被追问这笔钱本来是否就不该按该路径支付。 因此，利润汇回路径应与最初的中国投资结构一起审查。很多企业在业务开展阶段觉得结构“差不多能用”，真正暴露问题是在准备把钱汇出时。这也是为什么汇回安排通常应结合企业的 WFOE 设立结构 与整体 跨境收付路径 一起评估，而不是等账上余额堆起来后再补救。 一、什么情况下分红通常是最清晰的利润汇回路径 对多数外商投资者而言，分红是最符合投资逻辑的汇回方式，因为它对应的是中国公司形成税后利润后向股东进行分配。但“清晰”不等于“自动”。企业要顺利分红，通常首先要有可被支持的利润基础、完成必要的年度账务和企业内部决策程序，并确保分红安排与公司章程、股权结构和历史登记口径一致。如果账务基础薄弱、历史亏损未处理、税费留存不足，或者企业试图分配仍应留在境内承担经营风险的资金，分红这条路就会明显变慢。 实务上，至少应先核对五个问题。第一，境内公司是否真的形成了可分配的税后利润，而不只是集团管理报表中的“利润”数字。第二，是否已经完成亏损弥补、法定程序、必要留存及内部审批。第三，股东名册、实际出资链和分红受益链是否一致，特别是境外控股层近年有过重组、换股或受益人调整的情形。第四，预提所得税及可能适用的协定待遇是否已先行评估，而不是等汇款排期后再补分析。第五，银行所关注的那套材料是否提前准备好，包括利润分配决议、财务报表、税务资料和资金路径说明是否能够互相印证。 外汇口径在这里仍然很关键。根据 SAFE 既有真实性审核要求，利润汇出达到一定金额后，银行并不会把它视作纯机械付款，而是会审查交易真实性及核心支持文件是否完备。这意味着企业即便在商业上确有分红依据，如果决议主体错位、财务数据前后不一、税务资料与付款安排不匹配，银行端仍可能要求补件甚至暂缓办理。 还有一个近两年更值得董事会单独判断的点。如果集团并不急于把现金立刻转出境外，而是在中国仍有继续投资计划，那么 2025 年起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在中国境内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政策，给符合条件的再投资安排提供了一条新的价值保留路径。它不是普通现金汇出的替代方案，但它提醒企业：利润究竟应该现在离境，还是在符合条件的境内再投资结构下保留价值，应当被作为独立决策，而不是默认“账上有利润就一定先汇走”。 二、什么情况下特许权使用费或服务费比单纯分红更合适 很多外资集团把特许权使用费和服务费当成“分红替代品”讨论，但这种说法本身容易误导。它们不是可以随意互换的抽资工具，而是只有在确有知识产权授权、确有跨境服务、且底层合同和实际履行都成立时，才可能站得住脚的付款类别。如果境外母公司确实拥有商标、软件、技术诀窍、著作权或其他可许可权利，并且这些权利真实用于中国业务，那么特许权使用费可能有商业基础；如果境外团队确实向中国主体提供管理、采购、研发、技术、合规、培训或其他可识别支持，服务费也可能成立。但这两条路径对“实质”的要求，通常比企业最初想象得更高。 先看特许权使用费。第一道门槛是权利归属和授权链。中国付款主体应能证明：谁是权利人，谁有权对外授权，授权对象是谁，授权范围覆盖哪些业务场景，为什么这一收费方法与中国业务使用情形相匹配。第二道门槛是税务。特许权使用费常会涉及非居民预提税处理，并可能伴随增值税及附加等问题。第三道门槛是协定待遇与受益所有人判断。某些结构下可能存在较低协定税率空间，但前提是境外收款主体本身经得起协定待遇和受益所有人审查。若这些问题一开始没有梳理清楚，企业原本以为“更省税”的安排，最后往往先变成补材料和解释交易实质的问题。 再看服务费。服务费的核心，并不是总部“总体上帮过中国团队”就足够，而是要能说明这些服务确实向中国主体提供、确实给中国主体带来了可识别利益、计费方法与实际工作范围基本匹配。空泛的区域管理分摊、事后补签的服务协议、没有工时记录和交付成果的年度管理费、只在发票上写“management support”但无法解释服务内容的安排，都是很弱的基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境外人员长期在中国现场参与经营、直接管理本地团队、对中国业务结果承担责任时，服务费问题就不再只是“能不能付款”，而可能上升为常设机构风险。 换言之，如果中国公司已经形成可以清晰分配的利润，分红通常仍是最直观的路径。特许权使用费和服务费当然可能有空间，但前提一定是真实授权、真实服务、真实受益和可被证明的定价逻辑，而不是把它们当成企业暂时无法分红时的权宜标签。 三、资金实际汇出前，外国公司应准备什么 更稳妥的做法，是在向银行提出汇款时间要求之前，就先把整套汇回文件准备好。通常至少包括：底层合同、授权文件或服务说明、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如适用）、发票、服务履行记录或知识产权使用证据、税务分析、必要的转让定价支持、财务报表，以及一份内部简要说明，解释为什么这条付款路径比其他路径更符合真实商业安排。之所以要准备到这个程度，是因为银行、税务团队和总部财务团队关注的并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材料必须同时能够对这三类对象交代清楚。 企业还应把“标签”与“全流程现金路径”一起审查，而不是只盯着付款名称。服务费看起来灵活，但如果中国公司无法证明其受益，很快就会卡在执行端；特许权使用费看起来更像集团内部价值分配，但如果权利人、签约方和实际使用方不一致，问题会更早暴露；分红看似直接，但如果历史股东链、协定待遇文件或税务口径长期未更新，同样会在付款前出现障碍。这些问题大多不是完全无法修复，而是修复成本通常出现在最不想耽误的时间点，比如董事会已经批准、季度结账已经完成、资金安排已经排到总部层面之后。 如果企业理论上有多条路径可选，更应避免把同一商业价值拆成多个付款标签，只为了压低税负或加快出款。这样做往往会形成更大的内在矛盾：合同更多、文件更多、解释口径更多，但真实商业逻辑更难统一。一旦银行、税务或审计追问“为什么同一组价值在不同期间以不同类别支付”，企业反而更难说明。更稳妥的结构，通常是先确定真实业务事实，再选择最能反映该事实的付款路径，并把支持文件做扎实。 四、利润汇回前的检查清单与常见误区 建议至少先做以下检查： 先判断这笔钱本质上究竟是股东收益、知识产权对价，还是可识别跨境服务的报酬。 若走分红，确认中国公司是否已有清晰的税后可分配利润、必要审批以及银行可接受的财务支持。 若走特许权使用费，核对权利归属、授权链、中国使用事实、协定待遇基础和定价逻辑。 若走服务费，整理合同、服务范围、工时记录、交付成果以及中国付款方的受益分析。 把预提税、增值税及附加、转让定价和外汇执行问题放在同一张图里审查，而不要分部门各看各的。 提前确定外汇办理所需材料及由哪个主体、哪位负责人回应银行补件问题。 凡涉及境外人员在中国现场履职、管理或承担业务结果的，尽早评估常设机构与实质风险。 常见误区包括： 企业只是暂时不具备分红条件，就把资金改贴成特许权使用费或服务费路径。 关联交易协议签得很晚、价格套得很机械，实际执行又与合同描述不一致。 默认协定税率一定适用，却没有同步核查受益所有人、持股架构和申报支持文件。 税务测算做了不少，但真正给银行看的汇款材料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故事。 境外人员实质上已经在中国承担经营或服务结果，却仍把付款问题仅当作普通跨境服务费处理。 五、Talk to a China Business Lawyer before remittance planning turns into remediation…